2019年11月21日晚六點，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紀念館研究員、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秘書長李斌來到EON4，為大家帶來以“《女神》與五四時代精神”為主題的精彩講座（2019年百場校級學術講座第151場）👊🏽。講座由中文系張春田副教授主持。
李斌研究員談“《女神》與五四時代精神”
李斌研究員認為《女神》與《呐喊》同樣是五四新文學的代表作，後者研究較為充分👨👦，而前者研究成果寥寥，《女神》的文學價值值得重新審視。他首先梳理自《女神》出世至今👶🏿，近一百年來聞一多🫄、穆木天❗️💂♂️、周揚👐🏿、臧克家、茅盾對這部詩集的高度評價，並進一步探討《女神》體現出來的“時代精神”與郭沫若“個人體驗”的復雜關系🪇；《女神》為什麽更為出色地表現了五四精神🧖🏿♀️。他認為《女神》標誌著中國“現代感受能力”的誕生🙍🏻♂️，《女神》體現出集創造與毀滅於一體的現代“主體”的生成。
郭沫若與現代學院體製有著內在的緊張關系◼️。現代學校通過日程表對學生進行身體規訓，通過課程設計對學生進行精神規訓👳🏼🧷，郭沫若作為曾經非常叛逆的學生🧖♀️，在日本這種高強度規訓下非常壓抑，這種內在時間意識與現代時間意識的緊張體現在《壁上的時鐘》一詩中🎺。
郭沫若對資本主義貧富分化的體驗刻骨銘心。他在《女神·序詩》中自稱是“一個無產階級”，因為他在日本求學時經濟拮據🎑🙇🏼♀️，漂泊無定★，他詛咒私有製🎒，同情農民，排斥消費主義，內心的焦灼又恰恰與對於日本工業化奇觀的贊美構成一組矛盾。
除此之外👰🏿♀️，郭沫若在日本國民教育的刺激下激發起強烈的民族主義感情，但這種感情超克彼時中國愛國誌士狹隘的民族主義，是一種通向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🏎，是郭沫若後來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潛在途徑。
對死亡的描繪💦、對大自然的謳歌、對任何秩序的拒絕（寫實主義、詩歌格律、團體組織等）🎀，使得郭沫若的詩作表征著基於現代性體驗的文學感受能力👩🏿，並匯入“世界文學”的大合唱中🪡，在這一意義上🙎🏿，詹姆遜關於第三世界文學是“民族寓言”的說法值得商榷🕵️。
郭沫若深受王陽明影響，從陽明心學中汲取自強不息的奮鬥主義養分🧑🎤，日本受到的解剖學訓練從反面激發郭沫若對生命的熱愛，而對於“匪徒”的歌頌，代表著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新的主體的誕生，這一具有“破壞”能力的主體，構成二十世紀革命中國主潮中的最強音。
在與同學交流過程中，李斌向同學們介紹了郭沫若研究的現狀與未來的可能性🧔🏽，針對社會上對郭沫若虛妄的抹黑予以正本清源的回應🧹。在同學們發散性地聯想到一些問題之後，李斌研究員指出現代文學存在“冷熱不均”的情況🏊🏽♀️♈️，呼籲大家多多關註那些罕有人關註的優秀作家，以期豐富現代文學的研究版圖。
